翻译家朱生豪往事：莎翁译稿曾是其求婚礼物

　　1933年，大学毕业的朱生豪来到上海世界书局担任英文部编辑，参与编撰《英汉四用辞典》。彼时东北沦陷已近两年，大上海十里洋场依然歌舞升平。朱生豪“我有豪情，岂愁绿鬓霜侵，欲挥长剑乘风去，等他年化鹤重寻，尽而今，放眼高歌，唱彻平林”的情怀，却很快在现实面前遭遇了苦闷。沉默的他三天两头给师妹、常熟才女宋清如写信，倾吐绵绵不绝的相思苦乐，也寻找迷茫时局中的奋斗目标。

　　1935年春，他在给宋清如的信中说，要把翻译莎士比亚作为向她求婚的礼物。他写道：“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信中的“某国人”指当时的一些日本人，1928年，日本拥有了评内逍遥花20年时间独立翻译完成的莎翁全集，被视为日本的荣耀，他们因为中国没有《莎士比亚戏剧》的汉译本而讥笑中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

　　在此之前，鲁迅等人曾著文推荐莎士比亚，也有人尝试翻译后便放弃了。但年轻气盛的朱生豪不声不响，于1936年8月8日译成莎剧《暴风雨》第一稿。此后陆续译出《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9部喜剧。按这个进度，至多到1939年便可大功告成。

　　但战争来了，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炮火中，逃离寓所的朱生豪只来得及带出一部牛津版莎翁全集和部分译稿。更要命的是，世界书局被日军先占后烧，他存在那里的译稿和千辛万苦收集的各种版本的莎剧及“诸家注释考证批评之书”，毁于一旦。在逃难的路上，他从头开始补译失稿，时局稍安便返回上海，一边在《中美日报》写时政短文，一边继续翻译。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翌日凌晨，全副武装的日军突然冲入《中美日报》馆，刚下夜班的朱生豪混在排字工人中逃出，那些存放在办公室里、再次收集的全部资料与一字一句补译的书稿，以及历年来创作的诗集，再次毁于战火。

　　劫后余生的朱生豪，此时手里除了莎翁全集，只剩下《牛津词典》和《英汉四用辞典》。他穷，穷到连稿纸都买不起，于是每页纸的正面反面边边角角都挤满了字；但他也富裕，因为他有爱情——苦恋10年的宋清如赶到上海，他们终于完成了婚礼。恩师夏承焘作为介绍人，并书赠对联：“才子佳人；柴米夫妻”。

　　婚后，他们去了宋清如的老家常熟，在艰苦的翻译之余，以选编《唐宋名家词四百首》作为“课间休息”。至年底补译出《暴风雨》等9部喜剧，把战火中毁失的莎氏喜剧全部补译完毕。但常熟在日军的清乡区内，即便朱生豪化名朱福全足不出户，还是难逃日军骚扰。朱生豪宁死不愿为敌伪效劳，翌年1月，他们悄悄潜回嘉兴的朱氏老宅，“你译莎来我做饭”，于极度的贫穷困苦中，凭着手头仅有的两本字典，译出《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哈姆莱特》等。同年秋，朱生豪健康日衰，但仍握笔不辍，又次第译出莎氏全部悲剧、杂剧。1944年初带病译出《约翰王》、《理查二世》、《理查四世》等4部莎士比亚历史剧，4月写完《译者自序》，编《莎翁年谱》。在勉强支撑着译出《亨利五世》第一、二幕后，被确诊为肺结核，延至6月，卧床不起。

　　在《译者自序》中，他写道：

　　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虽贫穷疾病，交相煎迫，而埋头伏案，握笔不辍。凡前后历十年而全稿完成。夫以译莎工作之艰巨，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毕生精力，殆已尽注于兹矣。

　　我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硬译，则未敢赞同。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查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演员，申辩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然才力所限，未能尽得理想；仰居僻陋，既无参考之书籍，又鲜质疑之师友。谬误之处，自知不免。所望海内学人，惠予纠正，幸甚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