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当代外语研究科研方法高端论坛”会议综述
“首届当代外语研究科研方法高端论坛”于今年4月8日在上海商学院徐汇校区举行。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当代外语研究》编辑部主办，上海商学院外语学院承办。25位知名主编、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了当代外语研究科研方法的创新与发展问题，本文对论坛发言进行了综述。
1. 引言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与此相对应的是，外语研究的重心，也由注重探索掌握外语语言规律，转而向注重中国语言文化与外国语言文化之间内在互通规律的研究。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常态，给当代外语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服务国家战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是当代外语研究新的使命与责任。这是“首届当代外语研究科研方法高端论坛”与会专家学者不约而同的最大共识。
2. 责任与译学研究方法创新
李亚舒从他的恩师李佩先生对他的教诲谈起，谈及他最近刚刚在“科学精神与中国精神”诗歌大赛的获奖作品——“每当我走进这所大楼”，回顾了自己14岁当教师的经历，总结出译者精神就是“热爱祖国，热爱母语，活到老，学到老，与时俱进”，为祖国的昌盛传播中国文化，为人民服务。他提出，中国外语的译学研究要立足汉语母语，固本培元，同时要树立强烈的服务意识，语言应该服务于国家战略，诸如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并倡导成立“一带一路”翻译研究促进会，编撰翻译手册，创新意识、创新思想、创新成果，充分发挥翻译的桥梁作用。他最后用费孝通先生的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来展望译学研究的美好愿景。
谢天振从人工智能翻译的角度谈及了译学研究与科技发展的有机结合、高度融合。他认为，译学研究的观念、方法、技巧应该与时俱进，善于创新，同时他也强调了人工智能翻译中“人”的主体地位。他从冯唐版《飞鸟集》书店下架引起争议的现象，分析了原著、译者和译著所处时代背景的关系，提出了译者权利和译著的使命这一严肃命题。他指出，以往的翻译实践及研究理念需要改变。
吴笛认为，不论是外国文学研究，还是翻译研究，都有一个立场在里面。目前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要有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对翻译研究和外国文学研究重新进行审视，应该从等同的那种词语对应的翻译研究中跳出来，而更应该审视文化立场、文化观念和为谁服务、为谁研究的问题。不管什么方法、不管什么手段，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学术家园建设，为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建设，为我所用，同时对我们自己的民族语言起到丰富的作用、补充的作用。译学研究要讲究文化创新，不拘一格，要关注认知和审美的统一，要让文学意象更富有诗意，不同的作品，不同的解读，不同的翻译，只有坚持多元翻译才会赋予作品更大的生命力。
赵彦春指出，英、汉语分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具有不同的基本组句成分，汉语以字为基本单位，英语以单词为基本结构，如何化解这种差异，并使英语读者能够体会到《三字经》这种独特的语篇结构，是英译这部短小精悍著作的关键。他采用“三字格”，完美诠释了原著的特点。他强调，中国文化要走出去，让外国人了解真正的中国古文韵律之美，这就是时代赋予译者和翻译研究的使命与责任。他认为，古文翻译应该坚持刚性和柔性相统一，翻译与表演艺术相结合。
上述四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责任与译学研究方法创新。今年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翻译家屠岸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到1950年出版第一部中文全译本，70年间不断琢磨、修订，前后十个译本，累计印数超过60万册。如今93岁高龄的他，还在翻译莎翁。屠岸认为文学经典的译本，生命只有30年，最多不超过50年，因为译入语不断发生变化，翻译必须“与时俱进”。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国人汤显祖，在世界上可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奇也”。汪榕培用20年时间完成了《汤显祖戏剧全集》中译英。然而，对于《牡丹亭》等被公认为标准的古代文人案头之作，清代大戏剧家李笠翁评论说，《牡丹亭》真好，最好就是“惊梦”和“寻梦”，可也真是难懂啊！汪老作为外语界的专家，要翻译这样一套古典戏剧作品，难度可想而知。更何况，翻译伊始，汪老已年过半百。从屠老和汪老的身上，我们不难体会出四位学者谈到的责任与译学研究方法创新，究竟指的是什么了。
3. 阅读与外语教学理念更新
不久前，谷歌AlphaGo人工智能机器人在五番棋大战中战胜了获得世界冠军最多的韩国棋手李世石九段，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由此，谢天振指出，要转变我们的翻译教学理念，我们传统的翻译教学理念，一直停留在课堂里面，满足于简单的语言文字转换层面上的翻译，这是不够的。人工智能翻译的进展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翻译教学、我们的翻译研究，整个理念要转变。国内翻译教学界、翻译研究界的翻译理念还是建立在传统的文学翻译的基础上的，今天的翻译理念其实在发生着变化，对这个事实我们应该高度重视。
陆建德指出，大学教育实际上是教会学生怎样去思考问题，并不是教育学生思想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圆满解决有助于我们科研水平的提升。大学特别需要对学生阅读的训练，这方面的训练有助于大学生走向社会成为成熟的读者，因为这个读者是有判断力的读者。他指出，当下中国读者群普遍缺乏独立的思维和判断能力，是盲从的和缺乏警觉的，而这一现象恰恰是造成外语研究方法缺乏理论思维的根本原因。他认为，预设研究前提是最能显现研究者功力的和最难做到的，因此外语研究要想顺利进入理论思维，研究者必须像吃杂粮一样，自觉、大量、广泛地阅读，丰富自己的头脑，不断地自己跟自己对话，培养理论的敏感和自觉，这是当代中国大学教育必须承担的使命和责任。
陈众议认为，外语研究要以人类的良知和伦理作为思维的基础，超前思维，开辟自己的学术道路，避免低水平同质化的浪费国家经费。他指出，外语研究方法很多，五花八门，但根本的还是要坚持对人本身生命价值的考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生命哲学为核心，为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富强服务。
李建波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我们的英语教学一直是最受诟病的一个领域，是哪一侧出了问题？他认为，两侧都有问题——教师侧与学生侧。由于接触英语信息渠道不畅，让学生这一侧感觉英语没有用，将来靠汉语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这样一个错觉，对外语学习会形成一个很大的排斥力。这实际上是当前外语教学效果不佳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4. 问题与外语研究概念出新
聂珍钊提出了“脑文本”的概念。他认为，口头文学就是以“脑文本”的形式存在于口耳相传的艺人的大脑中，没有“脑文本”就没有作品的创作，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形式的文学。因此针对“脑文本”的回忆和提取，“脑文本”的声音形态及其过程中脑电波的测试和语言转换的过程记录的研究具有深远意义。
刘建军认为，学术研究创新说到底，不论是方法也好，观念也好，要害就是从哪里开始。目前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基础的、共性的问题，就是研究者对研究课题的核心概念界定不清，无法对研究的核心内容进行精准把握，导致研究无的放矢，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对基本概念的界定阐释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概念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基础理论的创新，也是研究方法创新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李建波认为，学术研究创新就是要从国家发展需求出发，多问、追问，就是要不断提出问题。朱振武认为，外语研究就要有创新，就要有文化自觉，就要有批判自觉和理论自觉，不能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我们的研究是为我们中国服务的，不是为外国服务的，这是外语研究的一个根本的立足点。
汪小玲从博士生培养的角度出发，认为我们的学生阅读范围过于狭窄，缺少咀嚼和反刍，容易造成思维闭塞、思想封闭。她提出要守土有责，带动博士生吃杂粮，改变青年学者的思维方法，引导他们走好科学研究的道路。她同时指出科研产品需要落实在学生身上，科研方法需要随此有所改观，科研的最大目的是服务于人才的培养。
（作者张玉双为上海商学院外语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本文原刊于《当代外语研究》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