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铭：翻译可以 “活在借来的生命”中

　　晶报记者 姜梦诗/文、图

　　“初级的翻译是可以教授的，高级的翻译则要靠自己领悟”

　　晶报：当初您为何会选择从事翻译工作？

　　刘绍铭：我从事翻译最主要的动机就是我认为“A translator lives a borrowed life.（一个翻译者活在借来的生命里）”比方说，我很想写出像杜斯妥也夫斯基（又译作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品，但是我没有那种天分，写不出来，怎么办？于是就借着翻译他的作品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想要表达的。我有好几个翻译作品都是借来的生命的表现。其中之一就是伯纳德·玛拉末（又译作伯纳德·马拉默德）的《伙计》。

　　晶报：当初在台大外文系的那段求学经历对您的翻译有什么影响？

　　刘绍铭：我觉得初级的翻译是可以教授的，但是高级的翻译则要靠自己领悟。我在台大外文系时是由朱立民先生教翻译，那是在1958或1959年吧，他刚从美国杜克大学拿到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回台湾。朱先生对阿瑟·米勒的剧本很感兴趣，所以教材就选用米勒的名剧《推销商之死》（又译作《推销员之死》），班上有十一二个同学，朱先生就叫每个人翻译几句，基本上就是口译。不过现在想来，朱先生那样教，我们也没学到什么东西（笑）。我并不是在批评老师，那时的资源有限，谁去教都是一样。

　　晶报：您的英译作品中有很多是犹太裔美国文学，是有意为之吗？

　　刘绍铭：其实一开始我完全不知道我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的作者是犹太人，都是后来才知道的。比如我翻译《魔桶》之后，一次偶然读到玛拉末的生平，才知道原来他是犹太人，所以我并不是特别有意为犹太裔美国作家发声。说起来，当年我在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周围没有什么中国朋友，只身一人，非常寂寞。有一天我在书店偶然看到《伙计》这本书，在那之前我从来没听过玛拉末这个人物。这本书我一看就迷上了，于是就把所有能找到的他的作品都找来看。

　　《伙计》写的是有关“redemption”这个主题的故事，而这是中国文学传统里没有的，因此把“redemption”译为“救赎”其实并不是那么理想。《伙计》这部小说最感人的地方就是寻求“redemption”。至于以撒·辛格的作品也是偶然发现的，也让我很感动，于是翻译了他的《傻子金宝》。这本书的主角傻子金宝相信救赎与天堂，如果不是从宗教的观点来看，这个故事简直难以置信。同样地，我也是先被辛格的作品感动而决定翻译的，后来才发现他也是犹太人。说来也蛮有意思的，在我翻译辛格的作品之后，他才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在翻译辛格之前，我还翻译了贝娄的《何索》（又译作《赫索格》），这本书也很能引起我的共鸣，碰巧的是贝娄也是犹太人（笑）。谈到这本《何索》的中文翻译，我有一件事多年耿耿于怀——开始翻译《何索》的时候我在香港，但是译到一半的时候必须离开香港，这把我的整个计划都打乱了，所以那本书的后半部分我就找了颜元叔（1933-2012，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先生来翻译。他是我在台大的学长，比我高四级，当时是台大外文系主任。所以《何索》的前半部是我译的，后半部是颜先生译的。上面提到的这几部译作都是由香港的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当时戴天就在那里工作。

　　晶报：戴天也是您在台大外文系的同学吧？

　　刘绍铭：是啊，戴天跟王文兴、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李欧梵等人同班，我比他们高一班，叶维廉比我高一、两班。戴天、叶维廉和我都是香港侨生。王文兴、白先勇他们那一班真是了不起，大三时就创办了《现代文学》。

　　晶报：当时您也参与了《现代文学》的编撰吧，还写了发刊词？

　　刘绍铭：对，是我写的，但没有署名。那时候我比较常抛头露面。当时一起投入到《现代文学》写作圈的有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戴天、李欧梵等人。戴天毕业后回香港，在美国新闻处工作，我因此才跟香港美国新闻处有接触。宋淇、张爱玲、聂华苓、余光中他们在我之前就为这里从事翻译工作了，和他们相比，我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有美国的博士学位，当时正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通过戴天认识美国新闻处负责美国文学作品中译的费德曼。他们找我翻译，我就自己挑了些作品。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文学中译一般都是美国新闻处选好了书交给译者，而我翻译的那些书全部是自己挑的。

　　刘绍铭

　　广东惠阳人，1934年生于香港，笔名桑鲁卿、二残、袁无名。1960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就读大学期间是著名学者夏济安的学生，与白先勇、李欧梵等台大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杂志，1966年得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国立新加坡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香港岭南大学。与旅美学人夏志清有深交，协助其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并担任部分翻译工作。学贯中西，著译颇丰，尤擅中西比较文学及翻译学，向来关心中外文坛动态与成就，每多评论，快人快语，在当今香港文坛上与董桥、林行止、李欧梵、陶杰并称“五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