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粗糙，30年稿酬未涨是主因？

最近，青年翻译家孙仲旭英年早逝，抑郁症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同时，翻译工作者的生存困境和由此造成的翻译人才短缺、作品良莠不齐的现状，也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翻译者靠稿费无法谋生，已成为所有人的共识。作为两种文化之间的“摆渡人”，很多翻译工作者因稿费低廉常常只能兼职，随着一批优秀翻译家相继去世，人们担心中国将迎来一个“粗糙翻译”时代。

译一本书，赶不上做一天同声传译

“这个文件夹里有我十几年来译的四百万字。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这就是我的文学遗产，你经营得好，可以在老家盖座平房，娶个媳妇。”他说：“呃……干吗不能在广州？”我说：“在这儿不行。只够买个卫生间，媳妇没了。”这是孙仲旭2013年5月4日发表的一条微博。这样辛酸的“玩笑”，是翻译工作者对自我生存状态的调侃，也是无奈。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孙仲旭的翻译报酬，在业内已算较高的了。

记者查阅国家版权局1999年颁布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翻译作品每千字，译者可以拿到20-80元，“这个标准，30年未变。”江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曾主持出版“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府建明说，这期间物价、工资都涨了好几倍，同样是翻译，同声传译一天的收入可以高达四五千甚至上万元，是很多年轻人眼中的香饽饽，笔译尤其是书籍翻译，却门庭冷落。

对很多译者来说，“翻译所带来的成就感”可能是干这个“吃力不讨好”活儿的最后支撑。南开大学副教授吴克峰，最近应出版社之邀，翻译了美国布朗大学教授顾得曼经典之作《民主的浪漫》，他对记者说，“这个作品是我学术研究的深化，有益于我的教学工作”，但面对出版社开出的60元/千字稿酬，他在电话里调侃说：“幸好我也算是个有钱人，我就认了吧！”

不愿当专职译者，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府建明认为，它同时也是国内评价体系不认可翻译成果的结果。以出版28年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为例，在学术成果评定时，几乎没有一所高校和科研单位会认可翻译作品。

赶工拿钱的译者，搅和了市场

专职译者数量萎缩，而对外文化交流却越来越频繁，翻译出版市场看似一片红火，那么谁来翻译？南京某出版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徐姓编辑对记者说，“现在在校大学生成了翻译的主力军，稿酬低。”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专职译者萧潇，今年因翻译《人口峭壁》广受好评，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现在很多译者，多靠“突击训练”，报个速成班，考个翻译证，去小翻译公司应聘“译者”。

记者在知乎网上辗转联系到王鑫（化名），她是南京某高校研二学生，曾在图书公司统筹下翻译多本外国文学译作。她对记者承认，“我先将内容整段整段复制到在线翻译软件上，然后再理通顺就好了。也曾想好好翻译，但公司催稿急，稿酬又低，也不署名，索性应付应付得了。”她告诉记者，曾有一本25万字的英文书，她和4个同伴半个月就赶出来了。急功近利的出版环境，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文学翻译成为了像字幕组一样的纯技术行为。

萧潇痛心地说，“读老一辈翻译者的译本，集合了‘信达雅’，既忠于原著，又有特别的文风，总能让人惊赏于译者的词汇、承合与狡黠，而现在，很多译作粗制滥作，让人不忍卒读。”她认为这也加剧了翻译图书市场的恶性循环。

译著利润低，译者稿酬难提高

提高翻译者的收入，留住翻译界的优秀人才，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但面对译者的低收入，出版方也很无奈。上海浦睿图书公司总经理陈垦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翻译是整个出版链中的一环，译著利润会被市场左右，出版商必须保持利润才能安身立命。一本译著的出版，需要支付购买版权、印刷、发行等成本，而这类译著发行量又很低，如今图书利润越来越微薄，译者稿酬很难有上升空间。

对此，有关人士呼吁，从国家层面出发，政府应对一些优秀翻译作品予以资金和政策方面的倾斜。府建明介绍，当前，政府除对马恩列斯的著作翻译、商务印书馆“世界汉译名著”给予一定支持外，对其他译著的引进与翻译，没有任何政策。

对目前翻译作品良莠不齐的现状，府建明提议：“以学术翻译出版为例，如果国内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能将学术译著评价分值等同于学术原创，在各类学术评奖中予以承认，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优秀人才留在翻译领域。”

记者 朱秀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