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外）英汉笔译中译者的“隐形”与“显形”

  4月15日下午，岭南译学前沿讲座第123讲——“汉英修辞翻译中译者的隐形和显形”在广外北校区四教424举行。浙江外国语学院翻译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科芳教授做客广外高翻学院，以《红楼梦》的译本为例，为观众阐释了笔译中译者“隐形”和“显形”的关系。高翻学院副院长李明、邢杰及部分教师出席了讲座。本次讲座由邢杰主持。

 陈科芳解读译者的两种角色

  　陈科芳指出，随着社会观念的变迁，译者的形象已逐渐由传统的“隐形人”逐渐向“现身者”转变。19世纪，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最先提出了译者“隐形”与“显形”的概念，把它们概括为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认为翻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译者不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另一种的译者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在传统的观念中，受到推崇的是前种“以作者为中心”的译法，即理想的翻译应当是流利、忠实而自然的。而译文的通顺势必导致了译者的“隐形”。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应当完全忠实于原文及作者，甚至被认为是低于原作者的水平的，充当了双语转换中的“传声筒”角色。她引用了美籍意大利翻译家劳伦斯·维努蒂的观点，认为在传统观念下，译者成功的诀窍之一便是尽可能地“隐形”，把自己的译文看成透明的玻璃，求得与原文语句的完全对应，而不能引起读者对译文本身的注意。因此，译者的传统形象是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甚至认成为原文的“仆人”或“奴隶”。而在现实社会中，传统观念下的“隐形”译者举步维艰。他们收入微薄，缺乏统一有纪律的组织，又因自身“隐形”的特点，不受到读者及出版业的重视，无法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为满足翻译界的现实需要，以维努蒂为首的学者开始强调译者在译文中的“显形”，并明确地提出了“异化”的观念。在翻译实践中，“显形”的直观体现即为译者名字的提及 、译序的写作和脚注的解释。在严复的《天演论》中，脚注的使用就达到了译文的三分之一，是翻译异化策略的最直观体现。陈科芳将“显形”的译者比作是原作者的“同事”，“显形”下的译文体现了译者的个人倾向与写作风格，因而使译员某种程度上具备了翻译理论家的特点。同时她也指出，翻译的异化策略在西方曾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及民族中心主义的武器，也曾为女权主义者所推崇，因而被赋予了政治及社会层面的含义。

邢杰主持讲座 

  　陈科芳强调，译者的“隐形”与“显形”实际上是文学翻译的两种策略。好比一盘磁带的A面和B面，并没有明确的优劣之分。她以生活中常见的翻译为例，大致将“隐形”与“显形”分成了四个小类，每一类以“积极”或“消极”作为鉴定标准。在消极的“显形”类别中，陈科芳举出了台湾媒体把美剧 《South Park》的题目译为《南方四贱客》，并在字幕的译制中过度“本地化”，植入了大量台湾方言的例子，说明这种情况下译者的“显形”是不可取的，它体现了译员对美国社会现状及文化背景的无知，因而过分加入了自身的见解，把美剧“译”成了台湾本土的电视剧。

　随后，她将四种分类应用在了《红楼梦》仿词及歇后语翻译的分析中，比较了杨戴夫妇的译本与霍克斯译本的异同。《红楼梦》中，有35处以上仿词及歇后语的运用，且均集中于前八十回。在处理这些特殊修辞的过程中，两种译本都倾向直译，杨戴夫妇在仿词的翻译中则更倾向直接译出作者的本意；且两组译者都存在着错译、漏译的情况。但总体来说，虽然有三处歇后语出现了漏译或错译，霍克斯的译文更加“显形”，更贴近英美读者的阅读习惯。如他把“老鹰抓着雀儿”处理成“红隼抓着风筝”的举措，就是一次成功的“显形”。

讲座现场

  虽然“显形”和“隐形”都是翻译的策略，陈科芳认为具备“显形”意识的译者才更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她强调文学翻译并不是在象牙塔里工作，译者不能再满足于“不出门”便可知晓天下事的现状，应当在实践中丰富自己的双语知识储备，更新自身的翻译策略。放眼当下翻译界，习惯了“隐身”的译者若想改变现状，成为原作者的“伙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加之Google Translation等智能翻译技术的蓬勃发展，人工翻译将会逐渐步入边缘化的困境，因此更需要同行们改变观念，完善自我，实现译者在文本与社会中的双重“显形”。

 陈科芳生动形象的讲述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在座师生全情投入，并就译者的角色、汉英修辞翻译等方面提出了问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本次讲座对译者的角色作出了新的解读，丰富了高翻学院师生对笔译的认识。在场观众积极提问，与主讲人探讨交流了自己的观点，不失为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沙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