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领导人身边的翻译——汤柏生
英语到西班牙语，从人民教师到领袖身边的翻译，他一路走来，无怨无悔，用身后一串串坚实的足印诠释自己对祖国、对人民和对事业的无比热爱。他用他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的光荣誓言！
汤柏生，1932年生于江苏苏州。
1950年——1956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被分配至北京外国语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于西班牙语系并留校任教。 1963年，调至外交部翻译室工作，后任中国驻智利使馆政务参赞和中国驻苏里南大使，1994年退休。退休后仍继续参与翻译工作。2002年被授予“外交部外语专家”称号。曾任第一、五届中国翻译协会全国理事会理事。2005年9月全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同年起被聘为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西语专家委员会主任，2010年8月改聘为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专家委员会顾问。
翻译生涯从北外起步
1956年，汤柏生在完成了三年半的西班牙语学习后正式毕业。那时候毕业的去向问题没有现在那么复杂，基本由学校负责分配，个人并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汤柏生和其他四个学得较好的同学一起被系里留下来教书，而这一教就教了7个年头。在学校里当老师本就是学校教学工作需要，加之汤柏生自己也乐于传道授业解惑，于是就一门心思扑在了教学上面。事实上，汤柏生的学生比自己也小不了几岁，师生朝夕相处，倒也是其乐融融。虽然是初为人师，汤柏生教起书来还是一板一眼，格外认真。毕竟，自己是国家培养的第一批本科西班牙语老师，所带学生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未来我国西班牙语事业的发展。从语音、词汇、语法到翻译，这位没上过一天师范学校的汤老师现教现学，现学现卖，协助西班牙专家用五年的时间培育了以董燕生为代表的一大批如今西班牙语学界的大师。由于汤柏生课上讲课精彩，课下热情辅导，和同学们相处融洽，这群学生和他的感情至今一直很好。每每班上聚会，只要汤柏生有空，总是要和自己的那帮老学生们叙旧、聊天。
由于西班牙语人才缺乏，在当老师之余，汤柏生也完成了不少翻译工作，其中也有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口译的任务。而也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翻译实践中，汤柏生不断磨练着自己，并且不知不觉地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航向，逐渐走上了翻译之路。
说起汤柏生第一次当陪同翻译，还要追溯到1954年。当时汤柏生才只是个学了一年半西班牙语的学生，日常交谈没有问题，可是能否胜任陪同工作却还是个未知数。那年夏天，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理事会在北京开会，由于与会人员多从苏联进入中国境内，汤柏生和其他人一起被派去满洲里接站，再负责陪客人回北京开会。这一路的陪同虽然没有特别高的要求，但汤柏生还是从中体会到翻译的不易。第一次出现问题是他想问外宾有什么需要或要求，但是没有什么选择，顺口就译成了 “exigencia”（愿意为 “有权要求；强求；苛求”）。不过所幸对方能够明白大致意思，没有出太大的差错，但热情的外宾告诉他， 应该用petición 或 deseo。这使他懂得注意同义词的细微差异。然而第二次汤柏生可没有那么幸运了，当要求翻译肺结核这个单词时，由于汤柏生没有学过，情急之下只好用英语的缩写“TB”代替，把外宾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经过我方反复的解释外方才明白了意思。总的来说，汤柏生基本完成了自己学生时代第一次重要的翻译工作。但这期间的两次“小插曲”也让汤柏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于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开始了更为刻苦的学习和钻研。
毕业之后，汤柏生当了老师，翻译的机会不断增多，而且级别也不断提高。也就是在这当老师的7年里，汤柏生开始经常被外交部、中联部、外交学会、团中央等国家部委借调当翻译。翻译的地点很多时候是先去北京饭店的某个房间待命，往往随同外宾一起去领导人接见的地方。汤柏生接到任务后常常就自己搭公共汽车去目的地，到指定的房间报到。有的时候领导会给他看一些背景资料，有的时候则是二话不说，到了就翻。如果运气好，翻完之后，部委的车能顺路把汤柏生捎回学校，但有时候，得自己搭公共汽车回校。不过对这些小事，汤柏生从没放在心上。毕竟能为国家领导人当翻译既是国家的庄严任务，也是个人的光荣责任，更是对自己翻译水平的一种极大磨练。
除了此类临时的双边会谈或者代表团的接见以外，每年的“五一”、“十一”，汤柏生也要去天安门城楼给领导人当翻译。这样的重大节日一般都会组织重要外宾和使节上城楼观看烟花。毛泽东主席如果没有特别要见的外宾，不会去向外宾一一问候致意，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每次都要绕场一周与外宾寒暄。周总理和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宾们交谈，翻译必不可少。于是往往会出现这样一幅场景：周总理身后跟着陈毅元帅，元帅后面则是一群时刻待命的翻译，有的讲英语，有的说法语，汤柏生则负责翻西语。这些翻译们时刻跟着总理和元帅，不能跟得太紧，又须臾不得远离，得听从礼宾官的指挥，一旦碰到自己的对口国家赶忙上前去翻译，煞是有趣。
除了此类临时的双边会谈或者代表团的接见以外，每年的“五一”、“十一”，汤柏生也要去天安门城楼给领导人当翻译。这样的重大节日一般都会组织重要外宾和使节上城楼观看烟花。毛泽东主席如果没有特别要见的外宾，不会去向外宾一一问候致意，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每次都要绕场一周与外宾寒暄。周总理和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宾们交谈，翻译必不可少。于是往往会出现这样一幅场景：周总理身后跟着陈毅元帅，元帅后面则是一群时刻待命的翻译，有的讲英语，有的说法语，汤柏生则负责翻西语。这些翻译们时刻跟着总理和元帅，不能跟得太紧，又须臾不得远离，得听从礼宾官的指挥，一旦碰到自己的对口国家赶忙上前去翻译，煞是有趣。